张之纲（1867—1939），字文伯，号君辅，晚号谢村老民，浙江永嘉人。张之纲幼年因父赴汉阴府任职而至湖北，暂居武昌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秋，因乡试自武昌返里，听闻瑞安孙衣言学识渊博，为一代经学大师，遂往求学。又与孙衣言之子、著名学者孙诒让相友善，交往密切，共同探讨周秦以上古文。两人朝夕研论，取长补短，各有所长。生平精研文学，晚年耽于金石之学。寓居上海期间，更专研钟鼎古字，曾有诗自况云：“笺金功亦似镌金，冥索穷搜到惬心。”
张之纲致高云麓信札 作者供图
张之纲一生著述丰硕，但正式出版者，仅有《毛公鼎斠释》一书。此书为1934年铅活字印本，乃上海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精印，开本硕大，装帧精雅。扉页有篆书题签及篆书牌记“甲戌秋七月刊于沪上”，题签者署为“古杭王禔”，即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，近世杰出的书法家、篆刻家，尤以篆隶名世的王禔（号福庵，1880—1960）。
正文之前有庚午年（1930）张之纲自序，回顾了自毛公鼎出土以来，对鼎上文字的各家考证历程，概论各家得失，颇见功力。至于他自己在金石文字研究中为什么特别钟爱毛公鼎，自序开篇即已明言，称：
世之论金文最緐博者，莫不曰曶鼎也，二盂鼎也，毛公鼎也，散氏盘也，与夫后出之大克鼎是已（齐侯鎛钟，宋人传摹仅存，故不论)。余综其大凡，曶鼎散盘事皆争田质成，义无足取；盂克虽亦锡命之辞，然视毛公鼎体制之典重，辞义之忠厚渊懿，诸器讵复能及？固不弟文之緐博，足憙也。
应当说，张之纲对毛公鼎的钟爱，在上述百余字序文中，便已表现得非常明确了。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期器物，清道光年间于陕西岐山出土的古鼎重器。鼎内刻有32行铭文，共计497字，为皇皇钜制，是迄今所见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，被誉为“抵得一篇尚书”。其书法奇逸飞动，气象浑穆，笔意圆劲茂隽，结体方长，较散氏盘稍端整。著名书法家李瑞清题跋鼎文拓片时，亦为之由衷赞叹曰：“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，其文则尚书也，学书不学毛公鼎，犹儒生不读尚书也。”
显然，研究毛公鼎所镌古文字，也是张之纲最为看重，颇为自得的工作。为此，他首先将这部分研究成果付诸出版，《毛公鼎斠释》也因之成为其出版的第一本著作；又因不久之后即逝世，此书也成为其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著作。
张之纲在自序之后，有一段补记，追忆曾暂寓北京，发奋钻研金石之学的情形。文曰：
是稿为拙著《栔亭金文斠释》之一，久置箧中，比作沪游，亲旧偶见及之，怂恿付梓，意良渥也。回忆宣南属稿时，暑雨连旬，老树荒庭，屋漏尽湿。亡室朱躬率婢媪，昼夜数移易帷帐几案，处之泰然。曾几何时，遗挂在壁，抚今追昔，谓能契于怀与？
这一段追忆文字，描述的应当是张之纲在京为官期间从事研究的情形，其笃志为学、甘于清贫的生活情态，宛在目前。据查，文中提到的《栔亭金文斠释》，存初稿八卷，现存于上海图书馆，若能全部整理出版，应有相当学术价值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毛公鼎斠释》虽然出版于1934年，但其完稿时间应当可以追溯至1930年之前，即张之纲寓京迁沪之前。此稿“久置箧中”，“比作沪游”时，才因友人“怂恿付梓”，交付出版。对于此稿出版，张之纲本人也相当慎重；新近发现的一通张之纲致高云麓信札，就提到“刻拟印先祖诗稿及拙著，我兄有印刷店熟人否，以能仿宋为佳”云云，可见张对印制自己的著述是有一定要求与预期的。
最终，选择上海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版付印，不仅是从装帧雅致、字体美观考虑，也是因书稿中有大量异体字、古体字及金文改写字，还必得通过新刻字模来解决，这方面的技术条件，当时的中华书局也无疑是最为成熟的。
当年，同样存在这些技术难题的学术著作，且校订次数颇多的如王国维代表作《观堂集林》，就正是由中华书局于1921年至1923年间承印的。那一部计达20卷分装为6册的《观堂集林》，也不过只花了两年时间即印制完毕。而薄薄的一册《毛公鼎斠释》，从张之纲为书稿作序的1930年，直至1934年秋，印制竟用了整整4年之久。其间，排版印制的耗时固然较多，张之纲不断校订、精心监印，为此消耗的精力与时间，则恐怕还要数倍于前者吧。
由此观之，毛公鼎出土百余年来，研究这一国之重器的学者之多，不胜枚举，可如张之纲这般，终生精力付诸其上，生前仅有一册《毛公鼎斠释》付梓存世者，实不多见。笔者以为，“一生最爱毛公鼎”之誉，张氏当之无愧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3月14日 16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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