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信很多朋友，最近都被曹德旺和王树国刷屏了。
他们创办的福耀科技大学，近期拿到办学牌照，引起了全网关注。
因为这所大学非常特殊，在教育界很罕见。
首先，它是“民办非营利性大学”，像一个超大型慈善机构。曹德旺出钱，王树国出力，但两人都不求任何经济回报。
福耀科技大学的本科生的学费只要6000元/年，只有传统民办高校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。
其次，福耀科技大学的办学定位非常高，2035年前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，对标美国斯坦福大学。
这是一所典型的“西式”学校，71.2%的教师具有境外教育或科研背景，大部分课程采用全英语教学。首批招生只有100人，教师有300人，三个老师带一个学生。
福耀科技大学虽然很特殊，但还不算独一份。它在浙江还有三个“兄弟”，马化腾等人赞助的西湖大学、钟睒睒赞助的钱塘大学、虞仁荣赞助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。
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，这四所民办新型研究型大学，都来自闽浙地区。
一般人看来，这纯属巧合，但实际上，背后蕴藏玄机，值得推敲。
闽浙是富豪之乡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
兴办一所研究型大学，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。
别的不说，光是办公楼、宿舍楼、教学楼和实验楼的建设开支就不得了。要盖一座世界一流的大型实验室，至少要花几亿元。随便盖个几座，十几亿元就没了。
楼盖好了，后面招聘老师也花大价钱，要把外国名教授挖过来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人来了还不够，学校还得给他配高端设备和研究项目……从国内双一流大学的情况来看，要维持正常运营，每年最少要十亿元。
像清华北大这样的顶级名校，一年就要花掉两三百亿元。
算下来，一所研究型大学的起步资金，至少需要100亿元。福耀科技大学现在账上有100亿元，西湖大学成立时集齐了200亿元，虞仁荣承诺给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捐赠300亿元，钟睒睒承诺给钱塘大学投资400亿元。
在中国，能够独立承担这么大笔开销的人，不超过500。这些人都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，东北、中部和西部省份很少见。
所以，第一批民办研究型大学大概率出现在东部省份，可能性最高的是广东、福建、浙江和江苏。
浙、粤、苏、闽，是当代中国的四大商帮。《2021胡润百富榜》中，浙商335人上榜，位列全国总人数第一，当中温商最多；粤商位列第二，其中广府商人最多；苏商和闽商位列第三和第四，上榜人数均超过100人。
而北方第一大省山东，虽然GDP总量高居全国第三，但民营经济相对弱一些，大富豪数量并不多。
新的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第一批民营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现在闽浙，而不是粤苏呢？
闽浙是文献之邦
与闽浙苏三省相比，广东人对教育文化的重视程度要弱一些。
笔者在这四省都生活过，发现广东人对待子女教育很“佛系”，成绩好坏但凭自觉，家长下班之后都去搞夜生活了（广东的夜生活比闽浙苏三省丰富得多），没时间辅导孩子学习。
这种不卷教育的态度，是从古代传下来的。
历史上，岭南地区离中原王朝最远，“天高皇帝远”，教育文化发展相对较慢，科举成绩相对较差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广东古代只产生了一千多名进士，位居全国第九。而浙江、江苏和福建三省的进士数量都超过了6000人，包揽前三。
江苏和浙江领先，大家都很认可，但福建有这么多进士，就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。
其实，福建早在唐宋时期就接纳了大量的北方士族，跃升为“海滨邹鲁、文献之邦”。大家不要忘了，北宋最牛词人柳永和南宋儒学领袖朱熹，都是福建人。（注：柳永崇安人，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；朱熹祖籍为徽州府婺源县，今江西省婺源县，出生于南剑州尤溪，今福建省尤溪县人。）
福建省会福州，更是人文荟萃、学霸云集之所。福州府在历代科举中共产生了4100名进士，全国第一，超过了江南诸府。
福州古城区的“三坊七巷”，占地面积仅有0.4平方公里，却走出过10位尚书，10位总督，151位进士（其中包括民族英雄林则徐）。
福建人尊师重道的传统，一直保留了下来，民国时还出现了“毁家兴学”的事迹。
著名侨商陈嘉庚，把毕生积蓄都来办学校，以一人之力托举了厦门大学、华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辉煌。
陈嘉庚先生“教育为立国之本，兴学乃国民天职”的信念深深地影响着胸怀桑梓、乐善好施的曹德旺。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曹德旺持续向各类学校捐款。2亿元资助厦门大学商学院，2.7亿元捐建福清高山中学，4亿元建设福州市图书馆，1亿元支持福建师范大学研究基础教育……
后来，他更是决定从零开始创办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，做一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。
福建隔壁的浙江，也孕育了很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企业家，如包玉刚、虞仁荣、钟睒睒、马云、宗庆后。
宁波大学，就是包玉刚一手操办起来的。1984年他捐出2000万美元用作学校的启动资金，还请邓公为学校题名，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站台，延揽世界各国的英才来宁波。
在包玉刚精神的鼓舞下，宁波籍富商、韦尔股份创始人虞仁荣也走上了兴办大学之路，2022年宣布要出资300亿元兴建一所高标准的理工类研究型大学，暂定名称“宁波东方理工大学”。
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开工仪式上，虞仁荣深情告白：“在我毕业以后的经商生涯里，在家乡办一所好学校是我心底时时翻滚的梦想。我的小学是在庄市读的，整个中学时代是在镇海中学度过的，两所学校离这儿都很近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宁波人，我一直渴望能为我的家乡做些事，以我的绵薄之力回报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。”
比虞仁荣一样，农夫山泉创始人、首富钟睒睒也是一名爱读书的“儒商”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，毕业后在《浙江日报》当了五年记者，下海经商后依然坚持阅读和写作，发迹后也多次捐赠助学。
今年1月，在农夫山泉母公司养生堂年会上，钟睒睒庄严宣告，将在杭州创办一所新型大学（暂名：钱塘大学），承诺未来十年要捐赠400亿元人民币。
说实话，作为民营经济第一省和文教大省，浙江搞出3所民办研究型大学，并不稀奇。
真正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，同为民营经济大省的广东和江苏，为什么还没有民办研究型大学？
闽浙急需好大学
江苏是中国高等教育大省和科研强省。
全国总共有116所“211”大学，江苏就占了11所，仅次于北京，位居全国第二。
这里有“前十名校”南京大学、“工科四小龙”东南大学、“最强211”苏州大学、“国防名校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“电信重镇”南京理工大学、“名师摇篮”南京师范大学、“纺织第一校”江南大学、“水利名校”河海大学……
除了大学外，江苏还是中央指定的基础科研基地，拥有数不清的科研院所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究所、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……
可以看出，江苏现在最缺的不是大学或科研机构，而是能有效转化科研成果的科技企业。浙江和福建的情况，是反过来的，科技产业欣欣向荣，大学数量严重不足。
公办名校里，浙江只有一所“211”大学，福建稍微好一点，有两所。科研院所方面，浙江和福建也少得可怜，不太受中央部委和中央企业待见。
这是有历史渊源的，南京一直是长江以南的文化中心，民国时期教育文化资源就非常丰厚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也把优质的科教资源放在南京，浙江、福建等省就被冷落了。
抱怨是没用的，靠天不如靠己，爱拼才会赢，所以闽浙地区兴起了企业家办学潮，搞出了四大民办新型研究型大学。
几十年来，闽浙人靠着敢打敢拼和团结奋进的精神，把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穷乡僻壤改造成了“村村有工厂、家家住洋楼”的富庶之地。
未来，闽浙人估计也能把“科教低地”改造成“创新高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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